悠哉游哉

作者：房宁 | 2004年12月15日 | 原始出处：中国青年报 | 【原文地址】

房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编辑同志： 　　《中国青年报》应该为当代青年释疑解惑，我在与许多青年(包括高学历青年)的接触中，发现在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上，他们存在着许多困惑，比如：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与西方的多党竞选的民主制度，哪一种更能代表民意，哪一种制度更民主？又比如，为什么中国不能搞西方的多党竞选？中国的腐败是怎么形成的？等等。 　　这些都是青年们经常议论的话题，但很难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针对这些问题分析的文章。希望编辑邀请专家说说青年不明白的问题。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信用联社 于文秀 　　编辑转来了于文秀的来信。信中提及有关我国民主政治的若干问题，我以为都值得认真思索与探讨。应编辑之邀，和大家交流一下看法。 　　来信中首先提到，中国的民主与西方的民主究竟有什么区别？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也是一直以来我在反复思考的。 　　在我看来，中国的民主与西方民主的区别，首先在于两者的对象和出发点不同，要解决的问题和要完成的任务不同。 　　近现代的西方民主，产生于反对封建专制王权的资产阶级革命。当时，逐渐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政治上没有权利，受到王权的压制。因此，西方民主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限制王权，保障资产阶级的权利与自由。在后来，这演变为今天西方社会中的限制国家权力与保障社会自由、权利，即今天人们常说的权力与权利的问题。总之，权力和权利关系问题是西方民主的核心问题。 　　而中国的情况就不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政治制度产生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之中。在旧中国，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欺负过我们。当时，仁人志士痛感中华民族犹如一盘散沙，任人欺凌宰割。因此，中国人要独立、要自强，惟一的办法就是要把民族凝聚起来，把人民团结起来。是中国共产党把中华民族从水深火热中解救了出来。而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其根本作用就是凝聚全民族的力量，使中国人攥成一个拳头！因此，中国的民主具有很独特的性质，它更强调集中、有秩序和有领导。中国民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团结人民，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团结人民、凝聚力量，是中国民主的核心问题。 　　综观世界，任何国家的民主，都离不开那个国家的历史和国情。只有从具体历史和国情出发，才能认识和理解政治制度的变迁，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的民主是这样的，而西方的民主又是那样的。 　　民主是相对的、具体的，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绝对的、普遍适用的民主模式。中国的民主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大地，因此它具有生命力。具体来讲，中国的民主具有以下四个特性： 　　——广泛性、真实性。中国的民主是与中国人民所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使得广大人民摆脱了几千年来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的主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人民摆脱了封建制度下的人身占有和人身依附关系，拥有了自主地位和人权。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消除了因私有制带来的社会贫富的鸿沟，为实现真正的社会平等创造了条件，使广大人民第一次有可能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享有平等的经济社会权利。而经济社会权利平等为民主政治奠定了现实的基础，可以从根本上防止和消除因经济不平等而导致的政治不平等，从而防止和避免了金钱对社会政治权力的控制。 　　——参与性。中国的民主制度以及民主实践的立足点和重心是引导和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在各个层次上参与管理国家的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民主不仅表现为人民群众选择和委托代表进行治理，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具有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民主不仅表现在政治过程的起点之上，也贯穿于社会政治活动的整个过程之中。毛泽东曾经精辟地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是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管理文化教育事业的权利。 　　——有序性。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实现现代化任务艰巨。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走广泛的人民民主之路，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的民主又必须是有秩序的，强调集中统一、步调一致的民主。因为，只有建立了这样的制度，中国社会才能既有活力又有效率，实现快速、稳定、持久的经济社会发展，造福于中国人民。 　　——渐进性。民主建设不能超越社会发展阶段，不能急于求成，不能脱离实际。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任何民主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基础上的，需要经历逐步发展、臻于完备的过程。中国坚定不移地积极推动民主建设，但又十分注意按社会发展规律办事，使政治民主与中国现阶段的历史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相适应，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在这方面，我们也有过深刻的教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脱离国情、脱离实际，错误地搞所谓的"大民主"，搞"四大自由"，结果酿成了严重的社会混乱，对中国的民主和法制造成了极大破坏。因此，中国的民主建设，只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必须与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协调，循序渐进。 　　当今的中国生机勃勃。这证明了我国的民主制度是好的，是有生命力的。当然，不可否认，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还有许多不完善和不足之处。这些还有待于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地探索，逐步加以克服和改进。

　时 间： 10月15日（周二）晚7：00
    地 点：社会学系活动室（法学楼二层5203室） 
     
    
    刘世定：今年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恢复重建二十周年，为此我们举办了这个学术活动月，今天是我们学术活动月的第一天。这个活动由北大社会学系主办，北大在线协办；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次讲座，我们请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主任李强教授来给我们作题为"中国社会分层"的讲演，大家欢迎。

 李强：
    谢谢大家，今天很高兴到北大来和大家一起座谈，来谈一谈分层的情况。没有想到有这么多外系的同学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我开始先把分层的概念讲一下，然后再具体分析我们国家目前分层的状况。我大概讲这么几个问题：一个就是介绍分层的情况，第二来分析一下我国社会分层的特点，第三个分析一下二十年以来社会分层的大事。第四分析一下贫富差距与社会分层的关系，因为贫富差距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也比较突出；然后我们分析几个主要阶层，比如中产阶层，富裕阶层和底层社会。
    首先我想讲分层还是从一般的概念谈起，分层可能一般人不太理解，分层实际上是借用了地理学的一个词，地理上讲堆积形成的层化现象，当我们看社会时，发现社会也有这样的现象，人类社会有一种基本的观念，人们总是追求公平，所以分层就是和它相反，是将社会差异的现象。人类社会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从甲骨文，有三千年的历史，我们考察能否找到一个把资源平均分配的社会呢？目前还没有人能够发现。既然大家有共识，财产和资源是不可能公平分配的，即使在电脑非常发达的今天，我们要想做到平均分配也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知道中国在六十年代，因为经济困难，就想把粮食布匹这些生活必需品平均分配，当时的做法从组织资源组织系统来说是非常发达的，能把票证分配到每一个人，而且应该来说是按照劳动量，年龄来分配，基本可以说是作出了人类社会消费品的尝试，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也做不到平均分配。比如说城乡，差距就非常大。我们城乡差距不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形成的，而在当时城乡的差距就很明显。我们改革开放以前城乡差距基本上是这样一种情况，一个城市人的消费是一个农村人的消费，低的时候是二点三到二点四倍，高的时候是二点八到二点九倍，所以你看即使在票证制度时期，虽然票证制度主要是指城市，因为农村居民是自己解决自己的口粮，并没有分配到粮票，但是布票是分配的。当时只有一个东西是全民都有的，那就是布票，用布票去买布，买衣服。所以虽然做过这样的尝试，但是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也不能做到平均分配，差距是非常大的。所以现在提出了一个问题——怎么样的一种方式才是合理的呢？什么样的分配才算是公平呢？所以我们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分层问题最近二十年来变得比较热，原因就是社会分化变得比较严重，就是我们知道凡事引入市场机制的，引入产业机制的，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证明，社会分化是非常剧烈的。那就看我们怎么来看待发挥了，其实分化在一定程度上 也是有它的好处的，分化是一个事物会发展，水如果没有落差，水也不会流动，所以分化到一定程度上就可以使一个社会发展；但是分化也带来一定的弊端，比如最近市面上卖一本书《社会阶层》，书中讲社会概括为十个层，引起了很大争议，可见社会分层是一个比较敏感和比较热门的话题。
    那么下面我就非常概括的讲一下就中国社会说这个社会有哪些主要的特点。中国社会由于太大，不好概括，我大概概括为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中国社会从来就是一个差异极大的社会。这一点不止是今天才有，这几年贫富分化很厉害，社会财产分化很厉害，大家就说社会分化很厉害，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说这是经济分层，事实是经济分层很厉害，但政治分层是缩小了，如果你回到文化大革命中去，那个时候人和人政治上斗争的程度，人和人的歧视程度，都是很严重的。社会分层是讲一个阶层和另一个阶层之间的差异性，专业术语叫做社会距离，就是一个人离一个人有多远，这是可以测的。美国的一位社会学家专门测过人和人通婚，居住，交往等等的量化距离。歧视是社会分层中一个比较极端的现象，种族歧视种族隔离是非常尖锐的现象，在文化大革命，歧视是严重的。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社会的差异不是一天形成的，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差异极大的社会。为什么中国社会差异这么大？原因是比较复杂的。中国区域间的差异一直就很大，这可能和中国社会一直是中心形集权的社会有关，资源配置在秦以前由于各国纷争，资源的集中程度没有那么高，秦以后 向毛泽东经常讲，就是中央集权制，无论从各种史书看都可以证明中央集权制是从秦建立的。这种中心性的集权制，这种资源的中心化当然会差异比较大，资源都集中在权力的中心，就产生了中心区域和边缘区域，中心区域获得大量的财富，边缘地区就相对要小一些。换一种方式，如果是一种城邦制的社会强调市场的社会，资源分布是交换型，那它的资源分布不会证明集中。不同学者曾经提出不同的观点，为什么中国社会形成这么集中的现象，有人认为可能与大河治理有关，黄河的治理要求中心，要协调上下游之间的关系。不管怎样，中心型社会就是产生巨大差异的社会。第二个特点是与第一个特点相关的，城乡从来是分野差异极大，我们一般讲户籍制度形成，1958年收紧，1959年严格规定，就形成今天这个现象。这是比较肤浅的理解，并不是指五十年代，中国社会自古就是城乡差异极大的，早年叫国人野人，国人就是能在中心区域居住的人，野人是在边远地区的人。城乡分野的事情到1959年以后问题深化了，在过去中国的社会流动率还是比较高的，还可以缓和这种局面。但是1959年国务院规定每年农转非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能超过0.15％ ，这是周恩来总理亲自规定的。从此一直坚持到七十年代末，这样一种城乡控制手段当然使城乡分野非常明显了。但是我们也不要忽视，考察整个中国社会都可以看到，中国城乡分野历来都是严重的。第三中国社会从来就是一个底层大中层欠缺的社会，传统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形的结构，看它的阶层配置，绝大多数社会都是金字塔结构，在资源不多的情况下，资源被上层把握，绝大多数的底层占用的资源比较小，所以底层比较大。中国社会在金字塔型社会里又显得比较突出，因为它是由这样几个阶层构成，中国传统叫仕农工商，农的概念非常大，社会的绝大部分阶层都归到农，仕阶层相当于今天的中产阶级，中国社会虽然一直都重视仕阶层，但是仕阶层一直都不是很大，仕阶层在社会中起很重要的作用，皇权社会中皇权基本上是通过仕阶层来统治整个社会，仕阶层基本上是靠隋代以后的科举制度产生的仕阶层，以及还有的恩荫制度，贵族还是可以通过祖上的恩荫家族的传递得到封号，产生这样一个官僚阶层。中国的社会结构用传统的理论是解释不通的，中国历来是一个官僚型社会，它不是简单的财产分配，理解这个社会你要从官吏的基础上去理解，它的资源分布，它的两个基本阶级是控制的官员集团，被控制的非官员集团。仕农工商中的商权力不是很大，这个商皇帝是可以查抄的。比如曹雪芹写《红楼梦》也写道，查抄大观园，贾家也被查抄。所以它这个财产的控制并不是通过法律体系而形成的所谓地主阶级等等，它基本上是又政治来控制这个社会的。所以金字塔型的社会，底层社会偏大，中国传统的中间层人数很少但是作用很大，就是仕阶层，不能轻视中国的仕阶层。仕阶层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中国社会的精英群体的作用。因为中国社会很早就发明科举制度，通过竞争而淘汰，尽管这种考试的方法存在着问题，比如过多的重视古经经书的内容，但是不管如何，它是一个智力测验是人文化素质的训练，所以它是可以筛选到一批人的，并且它有一个循环体制，这一点在当时其他各国是没有的，这是占优势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制度是优越的，主要原因就是隋以来，几百年创立的科举制度。其他世界各国还没有国家能超过这个程度，它可以把精英人物都吸收到自己的仕阶层来，所以虽然他是一个中层但是他是人数不多，但力量很大的仕阶层。这个社会结构一直运行到今天，所以到今天为止中国还是一个中层欠缺的社会，金字塔的形状有所变化，但还是一个底层偏大的社会。我们作统计学分析的时候还是能够看出来得。第四个特点就是弹性很大，我们研究贫富分化时经常会被咨询，让我们发现一下，贫富分化会不会出问题？中国社会的弹性很大，它的财产分布一般来说不是一个经济就可以决定的，它是有政治指标的。比如要说中国经济上的紧张时期，60年是最困难的时候，饭都不够吃，无论从数字统计上还是从人们的体验上看当时经济都是非常紧张的。但是当时却没有出现太大的政治上的问题。在有些情况下，你以为形势很好，可恰恰产生很大的危机，所以它不只简单的是一个经济指标能决定社会的结构体制的。总的来看到今天为止我们这个社会的变化还是非常剧烈的，社会结构远远没有稳定，社会的变化没有完成。前一段时间有些学者说中国社会分为十个阶层，我说下定论还为时过早，变化还远远没有完成，过早的把它说出甚至把人口比例说出来，很快就会被人打破。比如1994年我们做中国七个城市的数据以国营职工为主做的，一看是不错，国有职工各方面的数据都不错，包括福利指标收入指标住房医疗等等，到了1996年，突然国营职工出现大的变化。所以到发表文章的时候，所有的数据都已经变化了。换句话，中国这个社会在剧变之中，结构还不能稳定，所以我们试图来描述这个社会往往会失误。
    下面我们回顾一下二十年以来社会发生的重要变化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的历史里，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时期就是从建国一直到改革开放，第二个阶段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从结构角度看发生了重大变化，重大变化在哪里呢？实际上是社会分层的标准发生了变化。这一点变换是致命的，因为其他的变化都可以是渐变的，比如社会阶层的培育，或者是一个社会阶层地位的上升。比如国营企业的职工，九六年发生巨大的变化，大批量的下岗，其中也有政府的关系，主要是银行不给国营企业贷款。所以一直发不出工资，在此之前国营企业也受到过几次冲击，比如破残铁，优化组合，一次次的冲击终于产生了最后的事件，就是下岗。这种变化也是可观测的，这是一个阶层的变化。唯独有一个变化是最主要的变化是最致命的，就是整个分层的标准变了。我一般把它概括为这样的变化：从改革开放以前已身份制定地位的社会改变为以财产来定地位的社会。四九年的革命打碎了土地所有制，打碎了阶级，剥夺了地主的土地。五六年的革命将工商业主的阶级打碎了。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很多次农民起义但是没有人能做到的。因为农民起义是复制从前的社会，朱元璋当了皇上以后，也要马上开科选仕，于是恢复原来的秩序和体制，才能运转这个社会。惟独四九年的革命是比较彻底的，将阶级体系打碎了，这就出现了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差异性很大的社会，历来就是通过一定的秩序手段来分配财富的社会。阶级打碎以后，什么才是构成财富的合理体制呢？所有财产都变为公有财产，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要求财产的权力，实际上如果每个人都有要求财产的权力，那么这个社会就无序了。所以我们从五六年以后就逐渐建立一套身份制。比如城乡就是典型的身份制度，比如说你是农民，你居住在农村，你是农村户口，就不能享受城市的利益了；工人干部，干部又分为几级，这就重新建立起来了一个分配财富的办法。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打碎不了这样的体系，当时有一些造反派将领导打倒，当了这个企业的领导，但是你从人事制度上来看，也不敢说他是干部只能说是以工代干，文化大革命以后以工代干还是一个问题，很多工人都当干部了，但是在身份上来说还是工人，只不过暂时代替了干部。曾经放了一些干部指标。可见我们建立的这一套制度体系，对于维持当时的财产分配还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的。这种体制是维持秩序的手段，也没有其他选择，因为当时把阶级打碎了，该怎么分配？于是就造了这样一个体制。那么这套体制和我们今天的这套体制差异在哪里呢？身份制度是靠人们的先天因素来决定人们地位的，比如城乡是指什么？乡是指你生在农村，生在农村就是农民。但是一个人不能决定自己生在哪里呀！这是先天因素所决定的，虽然不是全部但是大部分的是靠这个来决定的，身份制的特点是没有量化的过渡。所有的人类社会都在造一种东西，社会学上叫社会屏蔽；就是人们都想建立一个屏蔽不让别人进来，比如说北大招学生，按分数录取，你不到那个分是不能进北大的，但是一旦到了那个分就可以是北大学生了；另一个人即使差一分，也只能是另一个学校的学生，所以人们都不断在造这样一种社会屏蔽。中国社会对这种社会屏蔽更敏感，在考试制度上，中国比较早的发明科举制度实际上也是在造一种屏蔽，当然屏蔽有很多种方法。从五十年代以后到文革是比较强调身份的， 这种屏蔽最大的特点是有明显质的区别，是和不是界限非常清楚，我们管这个叫质的平等，不存在量的过渡，你是干部就绝对是干部，它的好处在于别人不好进来，比如你当初考北大，进来就是北大的学生，你再强调当初只差一分也没有用处。惟独就是这一分，别人就成了北大学生，最后拿到的文凭是质的不同。所以从这一点上看造的这种体制还是维持了当时的秩序，但是反过来有很大的不公平。公平现在强调几种，一种是程序公平，强调法律，大家受约束的法制是共同的，谁违反了要按照程序受到处罚，那么程序是公平的，谁胜谁败就没有什么纠缠了。比如 大家也攻击辛普森这个案子，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他是按照这套法律程序的，法律程序说由陪审团投票决定，最后陪审团投票说他就是没有罪，所以你从程序上来说没有办法，他就是没有罪。还有一种是机会公平，还有一种是结构公平。如果从这样几种公平来看，我们从1949年到七十年代末这套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给人民提供机会，而市场最大的公平性就在于它提供的机会更广一些。二十年来的这样变化就是这个社会开始给人们提供机会，当然这只是公平的一方面，叫做起跑点的公平，过去的户口是你是农村的，他是城市的，他已经不要跑就在终点站着了。从机会的角度上来看是极大的不公平，连参与的机会都没有了。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二十年来虽然社会分化严重但是强调了公平，人们逐渐从结构公平转到机会公平。讲公平，从中国人来讲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 觉得公平就应该大家差不多，都一样，但是我们做了三十年的实验，如果取消竞争机制， 比如就粮食分配来说，也不是不能做的公平，比如粮票布票是固定的没有就买不到东西，这是公平了，结果的公平，多需要一点是不合理的。但是人类社会通过这种实验发现，绝对地来分配物很难，不可能做到但是部分分配物可以做到，比如我们做过的实验。我们取消粮票是一九九零年，在后期，粮票只是一个象征物，是城市居民的额外获得，一九八五年粮票可以用来换钱，与农民换鸡蛋换粮食，一九九零年中国所有城市都宣布取消粮票。这至少证明一种物品通过强制的办法是可以做的平均分配的。但是问题在哪？我用强制的办法来分配物品的时候，我只好靠强制性来做，实际上是扼杀了每一个人的活动积极性和发展机会，三十年的实验证明我们完全控制不是绝对做不到，而是使得全民没有活力，就象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喂多少就喝多少，然后拿走了就不要喝了，所以人完全没有自己的要求，经过一段时间政府也感到全民没有积极性，于是我们和人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人均的GNP值从较低时的三百美元到现在的一千美元，虽然与国际差距还很大，但是上升速度还是很快的。所以我们回顾二十年的变化，我们从过去那种比较注重结果型的公平，身份公平到改革开放二十年造出的市场体制，这个更重要的是给人们创造了机会，机会的结果当然有的人上升快一点有的人上升慢一点有的人完全没有上升有的还可能下降，上升下降均有可能。社会的评价标准从过去比较强调政治，身份向经济评价标准转变。在十五年以前。 一九八五年《中国青年》搞过一个问卷调查，你认为下面哪些是最富有的阶层？选项有工人农民个体户等等，第二个问题是你认为最羡慕的职业或者是认为社会声望最高的，全国寄回了七万份问卷，当时我们有同事帮助分析，结果是，认为收入最高的在当时十种职业里是个体户，而在你认为谁的声望最高时，个体户是最末一位，当时人们认为挣钱是不三不四的，在八十年代，改革刚刚起步，当财富的标准刚刚侵入到社会时，人们很看不上个体户，但是二十年以后社会的财产标准越来越显著了。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三元分层，除了财产还有权利声望，但是毕竟财产的体现是明显的看出来了，包括国统局的分析，中国富裕阶层的评论，都可以看出财产作为分层的标准已经明显了。
    这样我们就接着谈到第四个问题，贫富差距问题。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的贫富分化是比较剧烈的，这一点是共识的。早期大家还不太同意，因为早年用国统局的数据，一种是报表统计一种是抽样调查的结果，从这两种数据来看，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贫富分化总是很小。所以我们当时不满足于这样的数据，我们就自己作数据，一九九四年当时的体改委开了一个国际会议，让我写篇文章，我就写了一篇根据1994年数据的文章，在那时我比较早的提出中国的贫富差距， 大概有 0.43 ?C0.44吉尼系数，我在会上讲的时候还有很多反对意见，很多人觉得不真实。因为让国统局来算吉尼系数始终是0.2，我们知道吉尼系数是算贫富差距的一个指标，指只有国王一个人占有全部财富所有的国民都是零财富的时候为1， 绝对平均分配所有财产每个人都平均得到一份时为0 。过去国统局的吉尼系数历来是0.2，这个在世界上看是很低的，在北欧有的国家达到过0.2，北欧强调福利性，国家很小，也只是某些国家时，绝大部分国家是做不到的。这样的话我的数据一下子到0.43-0.44有很多人吃惊，但后来还是接受了。后来为了证明这个现象，我就用结合历史的来算，我也是作调查获得数据，我们知道历史上的数据拿不到，我就让他们回忆家族史，我们定一些容易回忆的年代，本来我还担心大家回忆不起当时的收入，后来发现早年的收入比现在还清楚，因为五十年代的时候人们没有其他收入，就是一个工资，工资是几十年不变的，比如他挣二十块两大毛，二十年都不变，所以他脑子里挤得非常清楚，甚至比现在的工资还清楚，那时候也没有其他附加的奖金，所以我们就可以一代一代的作来了，确实证明从五十年代到一九七九年贫富差距根本没有太大变化，可以说有一点微小的变化，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一点下降。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贫富差距是在拉大了。一开始有人认为改革越改贫富差距越大从逻辑上是讲不同的，但是后来没有人反对了，因为这是个事实。那么为什么？是怎样发生的？对于贫富差距拉大有好多种解释，首先比较典型的是市场理论，市场带来竞争，竞争引起分化，分化当然就有贫有富了，比较典型的解释是用库兹涅斯曲线，人均GNP值与不平等有关，在人均生产值非常低的情况下，贫富差距特别大，差距大是一段时间，大约在五百到两千美元时大，库兹涅四是做经济史的人，他收集了很多国家的数据。曲线是倒U字型，就是在收入很低和很高食品复查就都不是特别大。所以就解释为中国现在还处在上升时期，到了一定时都还会下降。当然这只是描述，从理论上分析是：市场早期不可能规则的完善，任何社会的分配都不可能一次完成，市场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市场讲的是一个竞争的过程，成者王侯败者贼。但只是财富分配的第一个环节，财富分布显然不是一个环节完成的。 比如税收制度就不完善，税收是想调节市场以后的环节，市场分出了谁胜谁败，但是败者也应该有保障救济。 用这种方法来使底层社会得到和谐，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分配不是一个环节能完成的，市场分配需要很多环节的建设。从这几年来看，发展的初期确实漏洞很多，我们不断在改进，从财务金融的建设上看这几年的变化还是很大的，所以从这种理论来解释，有可能到一定程度之后贫富差距有所缩小，但至今还未发现缩小。确实有时也有"马太"效应 ，就是财富越积越富，弱者就越来越落魄。总之二十年以来的贫富分化这一点使没有人否认的。接着我们就要问这样一种贫富分化会不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这是大家关心的。我们来看什么是引起社会不稳定的关键环节？因素很多，我们一般看三个指标。 第一是看通货膨胀率， 是损害所有人的利益，所以通货膨胀发生以后很容易引起大家的不满，我们分析八十年代末的时候社会不稳定很大程度上与通货膨胀有关系，当时银行存款的利率曾经到10%，当时国家也很着急，就提出银行保值，其实银行怎么能够保值呢？我们这几年比较庆幸的是通货膨胀率变得比较低了，银行利率目前也很低。第二个因素是失业率，这也是比较大的问题，我们国家登记失业率不高，约为 3%，比前几年也是上升了，早年只有不到2%，甚至再早的时候都谈不上失业，当时上山下乡也算是安置工作，文化大革命以后就暴露出来了。直到上个世纪以前，就是2000年以前，国家公布的数据始终在百分之三的水平上。现在我们承认超过3％但是我们作研究，学者们一般认为可能达到10%，当然这就要看什么叫失业？下岗，离岗，内退，买断等这一系列的 因素究竟什么叫失业，什么不叫失业？九八年的时候我做过十几个省的失业调查，根据我掌握的数据分析差不多能达到10％，问题是说失业的人难道就没有任何工作么？我觉得不能这么理解，这比较复杂，因为按照国际劳动组织的标准：一周有十五小时以上的有酬劳动就叫就业。按这样的标准我们很多下岗的人都不能算是失业，因为他们也做一些临时的工作。 中国城市里面，未来几年就业始终是头号问题。原因在于劳动力过剩，我们既然要进入市场就要承受来自市场的三种压力，我们推进商业市场时，要通过物价关，当时商品短缺，将价格放开以后当然要物价暴涨，但是中国人创造力比较强，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人把商品市场竟然解决了。这确实是因为中国人有很强的劳动能力，你只要把物价放开，就有人去生产，去扩大劳动能力，所以现在不是一个商品短缺的社会，而是一个商品过剩的社会。第二个压力就是劳动力市场：我们今天没有闯过的就是劳动力市场这一关，按照过去的想法，把大家都统一起来，来有计划的安排工作不就可以了吗，但是通过实验发现不行，现在就推进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但是我们的基本国情是劳动力不是一般过剩而是大量过剩的国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就不是几年而是几十年的问题。衡量社会稳定不稳定，失业率当然是一个强点，但是通过失业保障可以在城市里缓和。第三是就是贫富差距，这是讲的相对的量，不管在什么国家和社会总会有一部分人富，一部分人穷。美国社会很富裕但是它也一样，，过去0.38-0.39不超过0.4，最近这几年有可能达到0.4，因为这几年它的政策有点偏向于富人，稍微小于中国。我写在文章里时还有很多人惊讶，其实美国的贫富差距小于中国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美国有全民贫困保障线 ，我们中国只在668个城市中有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前一段时间民政部还在测算是不是真正都拿到了，当时看还可以。但是大家不要忘记这不包括全体农民，就是说即使是一个在城里打工的农民也不能享受，所以我们只是实现了城市里的生活保障，更何况中国的劳动力过剩更多的还是在农村，这两种劳动力过剩使我们感到压力很大，贫富差距这几年还在有上升趋势； 但是这三因素达到什么程度，与稳定的必然联系，这还不太清楚。贫富差距的指标还要看这个社会的贫富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叫流动的问题。 如果造成多的上升流动， 社会就稳定，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如果就人们的绝对生活指标来看到是有上升流动；如果有过多的下降流动，当然危机很大了，比如下岗，是典型的下降流动，但是这个上升和下降流动， 绝不仅是一个经济指标，财富的丰富只是一个因素，也可以是政治地位上升，其他因素的上升也是很大一种社会流动。中国现在是处于产业衍进型的上升流动，或者叫整体型流动，从第一产业农业，到第二产业制造业为主到第三产业服务业为主以及到更高的信息业，这是世界各国的统一规律，就是当社会上的多数人从蓝领职业转变成白领职业时，社会整体上升流动，这使一个社会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流动都只是相对的。不如中国现在城市里面的白领阶层比较多，这就是整体型的上升。我们现在从税收制度，保护低收入层来解决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甚至人们发现教育可以缩小贫富差距，教育程度提高，流动性提高，空间的流动距离就越远；这个数据有可能与白领产生共同效应，因为教育水平上升可能会引起整个社会的白领层整体的社会上升。当然还有一些办法，比如最近比较重视的惩治贪官污吏，更多的造成贫富差异的是不正当收入，如果大家都是奉公守法的话，税率的制定还是合理的，真是按税率的话，财富的分配也不会出现这么大的差距，还有灰色的收入，黑色收入，贿赂等等，比如打击大税户的偷税漏税现象，腐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导致贫富差距。所以虽然我们现在在数据上看还不乐观，但是措施是在逐渐的增加。
    最后，我们在分析三个方面的问题，我们看一看社会经过贫富分化以后大体的社会分布状况：无非就是上中下，我们将上层集团叫做精英集团，总的来说中国社会历来是精英在社会上起着极大作用的社会，也可能是因为长期以来全国文化普及程度低，中国是文字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使用象形文字，但是历来的文盲率还是很高的。文化大革命以后扫盲文化普及率应该还是比较高的，但即使这样的话，到九十年代，文盲率高达17％，而且还是自报文盲还不是我们拿着文盲标准去测：国务院的文盲标准是一千五百个汉字和四则运算。曾经有的老师拿这个标准去测，发现文盲比率大大上升。一千五百汉字都能念出的人不是很多，也可能中国的文化不普及与汉字的难度有关，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而是字型，不是说出来就能写出来，我们经常说提笔忘字。总的来看是精英在社会上发挥比较大的作用的社会。大家都关心富人层，我觉得中国当然是形成了一个富人层，这是无可怀疑的；在一九九五年由全国工商联出面将全国私营企业主排队，将前一百名请到北京来，当时我作研究也参加这个会，最初的想法还是鼓励的意思，早年有个词叫光彩事业 ，那时觉得作个体户很丢脸，然后就告诉大家这个事情其实是不丢脸的，是光彩的。而且还让香港帮助排名。那是资产基本上亿，当时他们也都在省里的政协里面，我看每个省基本上十名没有问题，要像广东省就更多了，而且当时给每个人了一个牌子，写着名次，有些人就不满意了，觉得自己报低了，因为当年报的时候还是心有余悸不敢报的太高。但是至少能知道他们的财产其实比这个还有高一些。一个社会产生巨富集团是好还是坏呢？我们知道市场是无情的，就是成者王侯败者贼，确实有的人很容易成功，所以我倒觉得中国历史上的为富不仁，仇富心理的影响。 如果在一个规则性社会，其实富人集团对社会还是有很多贡献的，我想中国多出几个绍逸夫，以后我们大学里讲课还是会方便一点。我想中华民族的富人集团还是太少。有一本书叫《诚信》，他发现在世界上最大的跨国企业里没有华裔，他发现中国都重视家族，家族就是不相信外人，特别是在财产的传递上不相信外人，而西方社会股份制以后基本解决了信任问题，我敢把家产给一个外人只要你是由能力的人。而中国人特别重视家，所以财产总是富不过几代很难传下去。比如大电脑家王安，八十年代的时候在国际上很有名，而去世后，财产分给几个孩子后，财产就逐渐失散了。大船王鲍玉刚，而今天也是销声匿迹了。中国人叫分家，而不是长子继承制，西方的长子继承制是财产的聚积，将它继续滚大。中国的富翁阶层还是少，关键是流动，谁成为精英，谁是被淘汰的。社会学管他叫精英循环，就是一个社会的精英应该是循环机制，就是有本事的人上去，没有本事的人下来，最后竞争的结果应是不是他爸爸有钱而是他自己由本事的人真正能爬到精英集团，而让那些自己没有本身的人下来。其实并不是在于有没有人富有，而是在于有没有一套机制使真正有能力的人达到顶峰。我们讲精英一般是讲三种精英：经济政治技术精英，我们过去的缺点是政治精英太大，经济精英基本丧失，1956 年时我们没有意识到虽然他是个民族资产阶级，但是他也是个企业家，你让他去经营企业会经营的很好，经济精英是有一套相关的素质，过去我们对经济精英打击太大，最近这几年我们很大的一件事情是在培育经济精英，因为经济精英大了以后是创造财富的，所以对社会有好处。相对来说政治精英不要太大，他像是一个头脑，一个人头太大是不好的，结构不协调，谁都想作指挥，谁去干活呢？应该是一个很小的政治精英和比较庞大的经济精英集团。技术精英是一个常量。第二个大的集团我们现在有人叫中产阶级，在现代社会里绝大多数国家的稳定是因为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产生，所以大家也在希望中国社会出现一个庞大的中产层或者是中间阶层，这个阶层的基本标准是受过比较好的教育，在职业历史白领阶层，生活是稳定的，如果一个社会进入到这个阶层为主的时候，社会当然稳定了。用这个标准看中国里这样的社会还是非常遥远的，我们有几个大的问题没有解决，比如农业问题没有解决，因为户籍制度等种种原因。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还是36％的城市人口和64％的城市人口，不把这个问题解决我们就永远不能形成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结构。当然中国的大城市都首次出现了白领超过蓝领的情况，当然我这里是指当地居民。从中国大城市的演变趋势上看是朝着这个方向的。另外从国家的政策上看，我们过去一直一位大学是精英教育，大学是高等人才的教育，所以我们过去并不重视发展大学；最近这几年我们的想法有很大改变，是想普及大学教育，想把大学普及率从成年人中不到5％推进到15％，在十五期间准备完成，我们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推进速度还是非常快的。西方国家一般是超过50％，所以我们离他们距离还很远。如果朝这个方向推进，这个大城市的中产化程度还是要快一点的。最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城市里有一个新中产层 ,它是一个由年轻人集团构成的，传统的收入结构都是刚到工作场所时收入不高，然后到中年时收入提高，到老年时比较低。而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时逐渐上升结构，熬到走的时候收入最高；现在出现倒的的数据，年轻人收入最高，年纪大的反而收入低，不是U形曲线，不是一个人自身的变化，而是说得两代人。也就是中国城市新中产阶级开始形成，他们受过比较好的教育，会外语，会计算机，淘汰率很高。问题是我们现在只是北京上海广州，在中国属于很少量的城市，绝大多数城市显然没有达到这种结构。特别是小城镇还都是传统的结构。所以未来几年里如果中国能不断的培养中间层对社会发展还是有利的。最后就是底层社会了，有一本书，是一位摄影师写的，叫做《另类人生》，作者时赵铁林，大部分都是图片。作者早年经商，后来因为市场残酷垮掉，流浪为生，进入底层社会，体验是真实的。看了以后我也感到触目惊心，在改革开放以前虽然情况很不好，但是也没有分出谁是底层谁不是底层，当时是政治分层社会，地富反坏右应该是底层，但从经济水平上看不一定时底层。但现在问题严重，包括城市贫民窟，有一个问题时"文化传承"，第一代还好办，但是一代一代传下去是可怕的，特别是子女一代，想改造谈何容易！我想中国未来今年还是任重道远，要造比较强的保障体系，才能防止一个被社会抛离的阶层构成很大的裂痕。由于时间关系我就讲到这里。

●北京市青少年研究会　田科武 　　研究未来十年青年问题，必须把握如下一些基本方面： 　　一是部分青年对国家未来前景的预期较为模糊，信心不足，成为影响青年积极性和创造力发挥的一个重要因素，强化中国青年的信心将成为今后十年各级机构和组织关注的重要问题。为此，我们应将青年的信心问题视为青年行为的动力源。在未来十年内，影响青年正反两方面评价的因素将会长期存在。作为各级政府和青年工作机构，应加大工作力度，进一步强化青年对政府的信任感和对社会的认同程度；要加大对经济形势和社会发展前景的研究，并以适当方式明确地告之青少年；要努力消除社会生活中导致青年各种各样负面评价的因素，着力解决好那些青年关注的问题，如反腐倡廉、社会治安、国有企业改革及下岗再就业等，以切切实实的努力来引导青年的评价。 　　二是社会收入差距短时期内难以消除，甚至可能进一步恶化，社会分配不公将始终是青年关注的焦点问题。虽然收入差距悬珠不致于引发青年与社会间大规模的冲突，但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教育及发展需求难以得到充分的满足，应引起社会加倍的重视。问题不仅仅是教育，低收入家庭子女的健康、医疗保健等方面都难以得到切实保障，青少年的发展权益将受到挑战。因而在未来十年里，在致力于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着力解决好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如果贫富差距扩大的势头得不到有效的控制，社会冲突不是没有可能。 　　三是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青年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在未来十年中，失业及就业的巨大压力有可能成为导致青年与社会间紧张、冲突关系的第一因素。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是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的关键是理顺体制。这也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不得面对的最重大的问题。经济体制的彻底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期望短时期内解决好就业问题是不现实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关方面应该认真地做好情绪疏导工作，发动全社会的力量缓解就业的压力，并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来解决好下岗者和失业者的生活困难及其子女的教育和发展问题。 　　四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较为混乱，使青年有莫衷一是之感，青年的价值困惑正在不断加剧，未来十年青年社会化进程将遇到更大的挑战。 　　社会价值观念较为混乱，并不意味着主流社会没有给青年提供一个总体的价值目标，也不意味着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不清楚。社会价值观念混乱的重要原因是法律的强制作用没有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以及成年社会价值标准的混乱，成年人行为的偏离，成年人评价的自相矛盾，或是自身行为的表现不一致。

（《当代青年研究》1999年2月）

中国在未来30年要达到最优的增长路径，必须面对四个最主要的挑战： 　　第一，资源的挑战。现在各类矿产资源、能源非常紧缺。 　　第二，贫富差距过大的挑战。 　　第三，教育的挑战。如果我们的文明不能从精英文明扩大到大多数人的文明，那么这个文明仍然是脆弱的。 　　第四，台海局势的挑战。

（摘自《特供信息》2004年第38期）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把科教兴市喻为"走通华山天险"，要求"在上海的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应该有自己的发明和专利，自己的知识产权和品牌。"由此，上海企业"逼"上华山，也为新一轮的经济发展增添了科技原创力的强大支撑。
　　上海振华港机公司用自主知识产权制造的集装箱起重机，在世界28个国家和地区的60多个主要港口巍然雄峙、高效运作，这个公司自主品牌产品订单已连续5年居世界同行首位，国际市场占有率超过40％；今年头4个月，公司顶住非典冲击已申请6件专利，申请量比去年同期猛增3倍。
　　上海易初通用机器有限公司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汽车空调压缩机，已经覆盖80％以上的国内市场，这一项专利产品实施3年，创造了2.83亿元经济效益。
　　仅仅几年前，上海工业企业的专利申请量还很少，而今却在企业界形成了"靠自主知识产权打天下""应对加入世贸组织挑战，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是根本"等共同理念。来自上海知识产权局的信息印证：2002年，上海专利申请量在前两年连续翻番的基础上保持56.2％的增长，增幅列全国第一。其中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比上年猛增109％，超过广东、台湾地区跃居全国第一。今年一季度，上海工业企业专利申请受理同比猛增4.6倍，且其中约20％是发明专利。

　　上海企业被"逼"上华山之路的历程，有种义无反顾的悲壮。
　　没有自主知识产权，不熟悉知识产权"游戏规则"，上海企业曾经吃过多少亏，受过多少骗！在上海市、局两级举办的上百次知识产权培训班上，这些受制于人的"切肤之痛"，成为最有力的思想发动，逼着企业走通"华山天险一条路"，掌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上海华谊丙烯酸有限公司当年因缺乏专利经验，与外方签下了"不平等条约"：中方花巨资引进外方设备和技术，却不能用这些技术来扩大生产规模。结果，丙烯酸厂的产品成本被"锁"定在高位，而进口的同类产品却长驱直入，企业因此背上1.4亿元的亏损包袱。置于"死地"的企业痛定思痛：唯有技术创新，才不仰人鼻息，舍此别无他途。公司经过上千次的反复实验，成功自主开发出新型丙烯酸丁酯装置催化体系，并申请了专利。这项技术开发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企业就赢得了蓬勃生机。
　　试点企业的现身说法，是一份份活生生的教材，越来越多的企业把是否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作为新一轮发展中生死存亡的关键。上海工业企业2002年用于技术创新的投入达到245亿元，比上年增长21％。
　　在上海各工业集团和主要企业，知识产权工作都是由主要负责人亲自抓、负总责，把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工作贯穿于公司技术创新及生产、经营的全部环节。宝钢集团在总经理总抓下，企业锲而不舍地从5个不同层面培养人才，构筑起知识产权人才的"金字塔"：处于塔尖的集团和公司中高层干部，是知识产权工作的组织者；已培训成才的近500名专利工作者，是企业知识产权工作的实施者；科研人员、课题负责人是企业专利发明的主要源泉；技术尖子、能工巧匠是蕴藏巨大发明潜力的群体；广大职工群众经过普及培训，成为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根基。宝钢2002年的专利申请达到217件，比上年增长30.7％，今年一季度又有43件专利申请，同比增长38％。
　　与此相应，上海工业系统也建立了推进知识产权奖酬的机制。2002年奖励专利发明人644人，奖励金额达3637万元。上海石化研究院的一项专利技术转让后，首次就给发明人按35％的比例提取了21万元奖励，调动了科研人员申请专利的积极性。

简介　· · · · · ·　

作者简介　· · · · · ·　

　　特雷莎修女(1910―1997)
　　生于南斯拉夫，37岁正式成为修女。1948年远赴印度加尔各答，且于两年后正式成立仁爱传教修女会，竭力服侍贫困中的最穷苦者。一九七九年获诺贝尔和平奖。一九九七年九月葬于加尔各答。

作者：房汉廷 | 2004年12月31日 | 原始出处：互联网周刊 | 已阅 5154 次 【原文地址】

2004年注定是中国科技发展最不平凡的一年，也是酝酿中国科技战略大变局的一年。未来的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将不再是一个其他战略的附庸，它有着庞大气魄和长远考虑。 文｜房汉廷 　　框架 　　在一国国家战略中，科技战略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自明—科技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保护屏障，科技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引擎，科技已经成为提高人民生活福祉的基础。 　　但是，反观2004年中国的科技战略及相应的科技政策，似乎并没有发现与以往更多的不同：863计划、973计划、攻关计划、自然科学基金计划等依然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各级科技主管部门的行政官员，各领域的首席科学家们依然紧张地在飞机和会议之间穿梭着，企业为获得一点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依然需要不断跑步"钱"进，科研院所依然按着规定好的跑道爬行着...... 　　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在既定的轨道上进行着。不过，只要注意到中国高层领导人以及科技主管部门领导人多次的重要讲话，就会发现2004年有一个最不容忽视，且将长远地影响着中国科技发展的大事情："2006—2020年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基本框架已在2004年完成。

　　根据国家统一部署，2003年启动了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这也是我国第三次大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的规划，执行结果是建立了我国的基本科技体系；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规划，使我国的科学技术与国家经济建设紧密联系起来。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着眼于2020年的这次科技发展规划，都将是决定未来15年或更长时期中国科技战略的决定性因素。

　　布局

　　这次科技规划的重要性，已经在很多方面显现出来。

　　一是规划参与程度的广泛性和内容的超前性，显示出中国要做科技大国、科技强国的决心。规划分为两个阶段进行，2003年8月到2004年8月属于战略研究阶段，2004年9月到12月属于规划纲要起草阶段。在第一阶段，前后调动了几千名科学家、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社会学家、企业家等，共同参与20个战略研究专题的研究，所涉及内容包括基础研究、前沿高技术、实用技术、区域发展、创新文化、科技法制、科技投入等多个方面。如此广泛的社会力量动员，如此广泛的关注视角，本身的战略意义就不同寻常，它是第一次系统地把科技与国家经济社会安全以及文化发展等综合考虑的一次科技发展规划。

　　二是有关战略研究的成果得到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高度评价。在8月20日国务院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指出："第一，进一步摸清了我国经济和科技的‘家底'。规划战略研究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国情调查，从众多领域和方面对我国资源、环境、产业状况和科技能力等做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并进行了国际的比较。第二，深化了对我国科技发展的方向、目标和重点的认识。各个专题围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从多视角、多领域提出了发展科技的战略思路和对策建议。第三，为搞好当前的宏观调控和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长远规划提供了重要依据。第四，锻炼了从事国家科技战略研究的队伍。"(参见人民日报8月24日第一版)。

　　三是本次规划纲要的战略着眼点也已经明确。在同一次国务院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指出，我国的科技发展战略必须做到：第一，科技创新要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发展道路紧密结合。第二，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精心筛选，突出重点。第三，加强学科的交叉融合和技术集成。第四，贯彻"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方针。第五，突出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第六，为科学家施展才华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第七，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科技资源。

　　时间表

　　如果说，上述视角还只是看到我国科技战略酝酿大变局的一个轮廓，那么几位科技界领军人物的言论，已经把这个变局的基本内容和时间表勾画了出来。

　　9月28日，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云南科技会议上，就《我国科技发展总体战略》做了重要讲话。他说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科技发展总体思路只能是跨越式的以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形成日益强大的竞争优势，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道路。这里提出的"跨越式"和"创新型国家"都是以往科技战略所没有的，也意味着以前我们所遵循的模仿、创新科技发展战略将被扬弃。

　　为实现这一战略转变，徐冠华还提出了总体科技发展战略目标：到2020年科技创新能力从世界28位提到15位，2050年成为世界一流科技强国，分三个阶段实现。2006年－2010年为调整、完善、落实阶段；2011年－2020年为提高、进入创新国家阶段；2021年－2050年建成世界前三位科技强国。

　　在同一次会议上，另一位科技界领军人物中科院院长路甬祥也强调：发展战略高科技已成为国家战略。他说"中国科技发展再也不能停留于一般的模仿与跟踪，而必须具有实现跨越发展的胆识和魄力，增强做原始性科学创新、做世界一流技术创新与集成的信心和勇气。"

　　承前启后

　　当然，2004年值得回味和关注的科技战略变化还有很多。如2004年由国家科技部和地方科技部门联合发起了对地方特别是县级科技投入的调查，得出的结论可能将对我国未来科技战略产生重要影响。从全国2000多个县的科技发展情况看，我国的科技工作更多地是围绕着"科学家们"，而不是围绕着"全国人民"的需要，科技部、科学院、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基本都成了科学家的俱乐部。因此，如何建立一个惠及13亿人的科技体系，也将是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的关注点之一。

　　再如，过去一直由科技主管部门兼管项目，科学家"跑龙套"的现象，在2004年已经有了悄然的改变。科学家、企业家和管理学家，在某些科技计划的实施中，已经成为绝对主角，如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不但有2000人的专家评审队伍，还有由战略科学家为主组成的咨询专家队伍。

　　2004年注定是中国科技发展最不平凡的一年，也是酝酿中国科技战略大变局的一年。未来的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将不再是一个其他战略的附庸，它既要有"以人为本，自主创新"的科技自身部署，又要有"重点跨越，引领未来"的庞大气魄和长远考虑。

　　(本文作者为国家科技部研究中心战略研究部部长)

　　后WAPI时代的中国标准期待冲破牢笼，但破晓之日依然漫长

　　中国标准进退

　　本刊记者｜陈亮

　　用柳暗花明来形容中国的无线局域网国家标准(WAPI)最恰当不过了。

　　2004年11月5日，由6人组成的中方代表团成员前往美国大使馆签证，准备参加8日即将在美国奥兰多市举行的ISO/IEC JTC1 SC6年会，结果包括4名主要的技术人员被拒签，只有2人成行。"这是美国方面故意设置的障碍，目的是想要扼杀中国WAPI标准实现翻身的最后机会"，一位标准工作组的人士忧心忡忡地表示，"IEEE802.11i有可能成为无线局域网国际新标准。"

　　然而，就在WAPI通往国际标准的大门即将被掩上的一刻，曙光却重新乍现。中国代表团在ISO/IEC JTC1 SC6年会提出抗议，争得了发言机会，并获得了大多数参会代表的同情和支持。国际标准化组织ISO/IEC JTC1 SC6全会最终形成决议：WAPI和美国IEEE802.11i提案将并行在国际标准组织ISO/IEC JTC1 SC6内推进，并列入明年2月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SC6 WG1(第一工作组)工作会议议程。

　　在这场已经持续一年多的博弈中，依然没有彻底的赢家。中国的WAPI尽管经历了绝处逢生的喜悦，但是这次有明显人为阻拦色彩的事件，依然让中国的技术标准制订者们无法如释重负。尽管后WAPI时代的中国标准制订工作大有起色，但是破晓之日依然漫长。

　　标准抬头

　　如果不是因为上半年WAPI的风波，中国很多企业恐怕到今天还不能理解专利和标准究竟有多重要。中国的经济在继续向前直行，中国企业的实力也在稳步上升，并带动了出口额的提升，但是，国外的技术领先企业却成为种种趋势的受益者——依靠专利和标准"大棒"，它们轻而易举地就可以从依赖于大规模制造的中国企业那里分得巨额利润。中国的DVD企业对此体会尤其深刻。

　　正是因为如此，在WAPI上半年受挫之后，中国的技术经济领域一个出人意料的现象就是中国标准的踊跃抬头。从数字电视到3G，从闪联到RFID，中国的技术标准制订组织非但没有缴械投降，反而更加紧锣密鼓地加快了各自的进程。

　　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已经涌现了多名种子选手。日前，由清华大学开发的数字电视方案在河南进行了商业试播。而在此之前，上海交通大学也在沪成功进行了移动数字电视的实验。清华方案和上海交大方案的成功试播，为国家标准出台提供了基础。此外，广电科学院主持研发的地面标准也颇具竞争力。"这三大技术提案的各自优势将被有效整合，最终形成一个标准。"国家广电总局副总工程师杜百川说。

　　在3C融合的潮流中，中国也希望通过制订标准把握自己在未来数字家庭时代的命运。闪联、e家佳已经吸引了诸多国内家电、IT厂商的身影。10月12日，闪联标准工作组在深圳召开了一周年成果汇报会，长虹正式加入闪联，联想、TCL、康佳、海信、长城和长虹分别发布了自己的首款闪联产品。闪联标准工作组组长孙育宁说："我们的阵容在不断扩大。"

　　在3G领域，中国的TD-SCDMA已经实现了主流化生存。由于在信息产业部3G外场测试中的不错表现，阿尔卡特1.5亿元入股大唐移动发展TD-SCDMA，华为和西门子最近也宣布明年中期将TD-SCDMA产品投入商用。目前，在TD-SCDMA联盟中，系统和终端的开发布局已基本成形，且每个环节上都有多家有实力的合作厂商。

　　西电捷通的名字在人们脑海中渐渐淡漠，在新一轮中国标准演出中担任主角的是那些行业里的明星们，如联想、长虹、华为、大唐等，这为标准工作增添了人气和成功概率。同时，有了WAPI前车之鉴，新标准的制订者们也开始反思中国的标准战略，并试图找到温和的可行途径。"通过建立一种新标准造成新的垄断，使少数几家企业大量获益，不是我们的目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何新贵说。

　　目前的新挑战

　　以上都是好消息，但中国标准依然面临多重挑战。一项技术标准能否获得成功，不仅需要提升标准本身的技术含量，更多时候是市场的争夺，包括政治的博弈。

　　一些传统行业的企业依然对标准这颗王冠上的宝石视而不见。12月3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在北京召开了"ISO物流标准与RFID识别2004工作会议"，宣布将率先在国际物流标准领域引用RFID技术，不过会议上没有一家中国企业参加。本次会议的供应链应用标准主席Craig K. Harmon说："中国的企业如果需要参与ISO的该次会议，必须事先正式申请，并征得我们的认可。"一些国内企业显然还没有意识到标准的能量。

　　在技术方面，尽管中国的公司和机构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要达到成熟标准，仍需付出更大努力。以数字电视为例，早在去年，中国工程院就对清华大学和上海交大的数字电视传输方案进行了评测，认为它们是最有竞争力的两个方案，但两方案的融合依然存在难度。

　　新标准的产业链也需要尽快锤炼。在今年中国国际通信展上，人们注意到，部分TD-SCDMA产业联盟内的终端厂商并没有做出真正意义上的TD-SCDMA手机终端，有的只是展出了其TD-SCDMA手机模型。终端研发生产能力的不足会给TD-SCDMA将来的商用带来很大的困扰。

　　在国内标准尚未成形的情况下，国外标准则加紧暗渡陈仓。上海、北京一些机构已经开始进入移动数字电视市场，其它一些省市也在考虑上马移动数字电视项目，但由于国家标准迟迟不能出台，目前使用的都是国外标准。这一趋势如果持续下去，新的中国标准诞生后能否顺利被市场接受将存在巨大疑问。

　　不过，中国的老百姓现在已经有理由抱谨慎的乐观态度了。不少中国的企业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变化。北广传媒下属的北京移动电视公司总经理江洁红说："我们的移动电视系统虽然是采用欧洲的标准，但却预留了更改的空间。我们期待着国家标准的早日出台。"如果中国的企业和各级政府能够普遍增强标准意识，并持续改进标准技术，越来越多的人将对中国技术经济的前景感到放心。而对于技术形象不佳的中国企业来说，这有可能成为它们实现超越的一个拐点。

　　华为和思科的诉讼反映了国内科技企业在面对世界级企业竞争时的短板，但除了积极应对，他们别无它法

　　专利：强者的武器

　　本刊记者｜陈钢

　　2004年是不平静的一年，争执与诉讼此起彼伏：有华为思科案的落定；有台积电在美国起诉中芯国际；也有国内的朗科诉讼索尼。这一年，中国的科技企业在面对强者的挑战中已经逐步学会了思考，在屡屡被人以专利大棒敲打之后，他们是否正在走向成熟？

　　华为的"灰指甲"

　　任正非将此次纷争做了一个精辟的比喻：灰指甲。任正非说思科起诉之初，一些人认为华为全身上下都是黑的，洗洗后又成了灰的，后来大家帮帮忙，结果是并非全身上下都是灰的，只有一个脚指甲是灰的，最后这个灰指甲华为自己拔掉了。

　　从战术上讲，华为的应对非常成功，结果也不错，交了一定的专利费之后，双方和解。但在任正非看来，现在并不是华为打到思科老家的最佳时机。虽然华为是目前国内专利申请最多的公司，但相对于像思科这样的公司而言仍然处于弱势，当华为刚把脚迈到美国市场时，一不小心就被抓住了"灰指甲"。

　　曾任华为法律部部长并兼任知识产权部副部长的张旭廷是此次官司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他为美国公司对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视程度和高水准操作所震撼，"一个有持续竞争力的公司背后必须要有一个成功的知识产权战略。"他表示。"在诉讼结束后，华为所有的高层都参加了两次专门的知识产权培训，聘请外国律师事务所的专家上课，从最基本的知识产权概念讲到知识产权战略。后来华为所有的中级以上干部也都参加了这种专门的知识产权培训。这么多老总专门坐在一起听律师讲知识产权，这在国内其他企业里是绝无仅有的。经过培训，以前散见于各个方面的知识产权政策正在慢慢的变成一个体系，从不自觉的、事后的、片段化的对策走向自觉的制度化。"

　　在张旭廷看来，对于高科技企业，技术就是作战武器，必须根据专利制定自己的作战地图。如果没有专利地图，你就不知道敌人是谁、在哪里、用的是什么武器，这样怎么可能打赢战争？

　　专利风暴山雨欲来

　　应当清醒看到的是，思科诉华为只是专利纷争的冰山一角。2004年专利方面的纷争，一种是和华为类似的案例，另一种则是和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遇到国内企业强大的阻击有关。

　　拿日本企业而言，许多在华投资企业纷纷在中国设置法律或知识产权部门，由法律和专利技术专家专门负责追查和应对中国企业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像松下、日立、东芝、索尼、日本电气、夏普等9家电子电器生产厂家以及其他10多家制造业企业已经在中国当地设立的公司内，设置了类似部门或配备了专职技术人员，防止专利技术被侵犯。

　　像佳能、奥林巴斯等数码相机生产厂家也加强了对中国同行的监测和调查。一位日本企业技术产权室人员认为，日本企业对中国数码相机企业提起专利诉讼已是迟早的事，中国产的低价数码相机大都未经授权采用了日本技术。

　　不过，今年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好现象，像朗科起诉索尼和河北节能诉讼苏州三星，尤其是后者，河北节能在认定苏州三星产品侵犯了自身拥有的两项专利后，提起诉讼并获得胜诉，反映了国内企业在专利方面的觉醒。

　　估计到来年，有关知识产权方面的争端将依然不会在少数，国内企业应该能更积极的面对，在争端中觉悟、成熟。

　　无论你翻开哪一个国家披露的计划、战略、部署、蓝图，那些对核心技术的渴望，已经到了不能只让它们停留在纸面上的关键时刻

　　核心IT技术急需突破

　　本刊记者｜陈琼

　　曾有多位院士直言："技术依赖远比资金依赖、市场依赖更加深刻和难以摆脱"，"日趋严重的对外技术依赖局面，已经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在IT领域，国内企业似乎有着看起来还算相对不坏的市场战果，但现在来盘点"市场换技术"战略的成败还为时过早。不过从科技部在11月底公布的国家"863计划"在信息领域内2004年第一批新立项课题的清单上看，TD-SCDMA、CPU系统芯片、桌面操作系统、新型网络服务器系统、高性能计算等领域继续被"863计划"重点关照。

　　超级计算的超级梦想

　　联想和曙光在超级计算机研制方面的比翼齐飞，似乎能给人这样一个印象：我国的高性能计算已经能够发出自己还算响亮的声音。无论是去年年底"四万亿次"的联想深腾6800，还是今年6月"十万亿次"的曙光4000A，都已经在最近三期的全球TOP500超级计算机排行榜上取得了"突破性"的好名次。

　　名次和计算速度之类的数字也许显得比较空泛，但高性能计算对于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却绝对非同凡响。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院士曾在多种场合表示，"高性能计算机是世界的第三只眼睛，实验、理论、模拟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很重要的手段，是最先进的第一生产力。"

　　重要的是，这些"大块头"的制造首先就以应用为前提。未来的中国国家网格将由8个部分组成，其中的两个主结点分别设置在北京和上海。联想的深腾6800和曙光4000A就是以"国家网格"一北一南两大主结点的身份，分别落户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和上海超算中心。

　　表面上看，我们的努力一方面是要突破国外巨头们曾经的计算力垄断，另一方面也要借此累积和建立自己的技术竞争力。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主任孙凝晖博士告诉记者，在4到5年之内，计算所将可能会推出新一代体系结构的计算机，同现行的机群系统相比会有明显不同。而"现在这项研究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来说，也只是刚刚开始。"

　　龙凤双芯

　　继2002年曾经轰动一时的国内首款CPU"龙芯1号"之后，"龙芯2号"也在2003年12月推出，据称其性能已经超过了P3处理器。

　　今年9月，同样由中科院计算所承担研发设计的我国第一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清解码芯片"凤芯一号"也在宁波中科集成电路设计中心研制成功，并且有望在年底之前实现量产。

　　尽管在通用CPU和集成电路(IC)领域，林林总总的专利和标准已经把后来者前进的道路几乎封死，但这两款有着浓郁中国特色代号的芯片仍然顽强的突出了重围。在突围的道路上，龙凤双芯都选择了"从兼容起步"的策略，"在龙芯的研发上，我们不放弃在标准方面的追求，但这不是现在要做的事。"曙光公司总裁历军告诉记者，"现在要做的事，是做出自己的产品去和现行的标准兼容。"

　　与Linux一起成长

　　"当前最急需的是掌握IT的核心技术，其中软件技术和集成电路技术又是重中之重。"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曾这样说。

　　幸亏有Linux。正是因为有了以Linux为代表的开源软件的存在，我们似乎也找到了难得一见的突破口。

　　2004年11月中旬，首个标准化Linux版本Asianux1.0展开了大规模政府级别的跨国合作。"我们终于有一种足以依靠的标准、获认证的Linux版本Asianux，其将为亚洲地区带来重大的改变。"中科红旗新任总裁赵晓亮表示说，今年四季度将实现中科红旗的首次盈利。或许，这将是个好的征兆。

　　记者 王磊

　　核心提示

　　●中国2010年前后是"危机多发期"

　　●最有可能出现危机的领域依次是"社会"、"金融"、"经济"、"就业"

      ●腐败问题   可能成为危机的"导火索"

      ●风险一旦被人们广泛认识，其发生的可能性就减小很多

　　

　　本报北京9月2日电

　　最可能出现危机的领域依次为社会、金融、经济

　　记者：为什么专题报告设定的时间点是2010年？

　　丁元竹(课题组组长，北京大学教授，以下简称"丁")：到2010年之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关系到我国能否实现中期战略目标。因此，课题组确定了中国2010年可能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风险因素、可能发生风险的领域以及可能发生的风险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安全的冲击程度，并试图将它们纳入中国未来发展的风险管理程序中去。这些因素中，有些将持久发挥作用，有些将会随着现行政策的实施而逐步减弱。

　　记者：哪些风险最有可能触动危机的爆发？

　　丁：这很难有确定的答案。通常来说，预测到的危机往往不会爆发，预测不到的反而会发生了。美国专家在2000年就提交了2010年的风险预测报告，但他们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预测到"9·11"事件。预测到那些预测不到的危机，这是风险研究的最高境界，但也是个很难实现的目标。

　　记者：哪些问题最受专家关注？

　　丁：根据对各类专家的调查，总体上看，社会危机(如城乡贫困问题、失业问题、农民工问题、缺乏基本生活保障问题、教育危机等)、经济危机(尤其是金融危机)、环境危机是最受关注的三类问题。

　　记者：为什么这些问题最受专家们关注呢？

　　丁：因为这些领域有可能发生较大风险，根据专家们的回答，最有可能出现的领域依次是"社会"、"金融"、"经济"、"就业"。

　　记者：您认为这项专题研究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

　　丁：我们列举了许多风险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交叉，形成了一幅完整的2010年前中国面临挑战的可能前景。我们能够以不同程度的自信，确认其中一些影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棘手的不确定因素。

　　但是，我们仍然必须记住：没有一个因素会单独决定中国2010年的走势；每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引起诸多因素的变化；这些因素在一定情况下会相互加强，引发连锁反映；而这些因素的变化取决于社会和政府采取的有关政策及效果。

　　腐败问题如果近期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可能成为危机的"导火索"

　　记者：我注意到，受访专家有66.23%认为中国在2010年前是"危机多发期"，那么专家们是如何评估发生危机的可能性的呢？

　　丁：专家们认为，中国2010年前政府在危机管理上要关注金融问题，目前金融还谈不上危机，但风险很大。一些银行连续出现大问题，不仅是经营管理上的问题，也与体制有密切联系。金融体系缺乏引导资本顺利流向生产领域的推动能力和监管功能，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最大的缺陷，也是中国企业经营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

　　城乡差距是个大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农民工中受过教育的精英人物会成为2010年前不稳定的领导力。农民工阶层目前缺乏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卫生保障、教育机会和公共服务。这里有个悖论，不解决农民的社会安全网问题会引发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全面解决他们的社会安全网问题又会大大提升政府的财政支出和劳动力成本，中国劳动力的国际竞争优势会不复存在。

　　腐败问题如果近期还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在2010年前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可能性是很大的，它可能是危机的"导火索"，与失业下岗、贫困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其危险性大增。

　　另外，中国整个社会体系是非常脆弱的，但由于公众的组织性很低，演化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因素存在，但形成实际社会动荡的条件不足。

　　当然必须注意，专家们对于重大危机的状态、程度、方式也有各自的理解，不尽相同。危机能否演化成激烈的社会动荡还有待进一步研究。SARS的经验要求我们在观察危机时要特别小心，即便是身临其境都不容易把握其趋势，更何况是那些发生在数年之后的不确定事件。但是，由现实严峻形势引发对未来的担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信心和诚信问题可能是中国长期发展面临的最艰难的挑战

　　记者："信心危机"最初没有列在调查的框架中，但很多专家都非常关注。原因是什么？

　　丁：这确实 是非常受专家们关注的一个方面。他们认为，人们对政府治理缺乏信心、对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缺乏信心，对政府信用、政府决策效率与透明度缺乏信心，对企业虚假浮夸的担心，以及对某些人个人品质、素质问题的担心是潜在的社会危机。信心危机不仅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直接影响，而且对改革措施的实施产生影响，尤其在市场化向深度发展的形势下，公众信心危机是十分危险的。

　　记者：公众的诚信和信心，并不是凭空产生或消失的，它应该有其社会基础和诱发因素。

　　丁：诚信和信心问题是与治理危机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之所以失去信心和缺乏诚信，与某些政府官员以权某私、贪污腐败、败坏党风有着密切联系。

　　目前，我国的信用现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企业信用低下，公民个人信用基本属于空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隐患严重，许多银行依然把自己的信用建立在居民对于中央银行的信任之上。信用缺位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深层影响表现在：抑制消费，制约投资，直接造成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巨大损失，加大金融风险，造成市场经济秩序混乱。

　　记者：这样说，信用危机似乎成为所有危机中的"重中之重"？

　　丁：有专家认为，失业问题关系到民生问题，诚信和信心关系到精神问题，这两大问题是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的核心问题。我们认为，信心和诚信问题可能是中国长期发展面临的最为艰难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面临如此巨大的国内外挑战面前，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没有大多数人民对于未来充满信心，将显得势单力薄。"信用"可能是时下我国国民最缺乏的一种道德资源，这似乎是许多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共识。

 

　　让更多人参与政府决策是我国应对危机的最有效办法

　　记者：你们的报告为中国2010年设定了三种前景，怎么看待这种预测？

　　丁：首先说明，这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上的假设，假设并不一定会在现实中真正发生。

　　第一种前景，就是我国会沿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稳步前进。这个过程意味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能源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和有效治理。我国大多数人不分地区和城市，不分乡村，都能在发展中获益。这样，就会为我国在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目标提供有力的基础。

　　一些专家认为，让更多的人参与政府决策将是我国应对危机的最有效的办法。如果大部分人认为"我不能影响未来发展，我何必参与"或"官员与商人决定未来，我只管自己的事情"，那中国就很难看到一个有效的发展规划和解决问题的一揽子措施。

　　后两种前景，就是偏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或者这一目标"无法实现"，并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其过程可能表现为过分强调经济发展，忽视经济发展中的社会差别问题、就业问题、道德建设等，从而使少数经济、社会和政治精英从发展中获益，财富继续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绝大多数人不能得益。

　　记者：您似乎认为，经济增长在我国未来发展中的作用并不具有决定意义？

　　丁：经济增长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目前，我国GDP是快速增长，但基尼系数也不断增大，如果改革在长期内不能使多数人受益，经济增长就会失去目标。我们更应该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不单单是增长数字，比如说，无就业的经济增长质量就不高。引用我们访问的一位专家的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

 

　　经历SARS之后，还有什么风险不能面对

　　记者：对于2010年的中国，您的最终结论是什么？

　　丁：第一，经济与社会、城市与乡村如果再不能得到协调发展，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将严重受到影响，国家既定的发展目标的实现将面临巨大困难。第二，在全球化条件下，治理的有效性，包括国内和国际治理，对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换句话说，这是实现持续、全面和均衡发展的基本条件。第三，国际因素和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是不争的事实，但它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国内矛盾的解决程度，解决国内矛盾是中国2010年前的关键。

　　记者：有人评价您的报告是"盛世危言"，您怎么看？你提出的这些"风险"和"危机"是不是有些夸大？

　　丁：恰恰相反，我认为我们缺乏的正是一种全民的"危机意识"和"风险意识"。经历过SARS考验后，还有什么危机和风险，我们不可以直接面对呢？事实上，国家有关部门也在开展此类课题研究。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同时，需要制定一个有效的，能够帮助快速沟通，快速作出影响评估和控制的危机管理计划，并使之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最为重要的部分。

　　因为，一般来说，危机管理在管理层次上高于日常管理，是管理的最高层次。危机管理计划不是独立的，它必须与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结合起来，也必须与国家、地区和部门的危机管理体系相适应。当然，就我国来说，在制定危机管理计划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危机管理系统，这也是我们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的加速，我们所赖以生活、工作的环境和经济社会结构变得越来越敏感和脆弱，一个很小的冲击都可能引发系统的紊乱和破坏。另外，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比以往更容易受到社会冲突、恐怖主义、技术性灾难事件、金融危机的打击。人口膨胀、流动增加、技术发展、环境污染、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等因素正在将我国带进一个风险社会，突发事件出现的频率增大。经验表明，如果不能得到及时处理，一个很小的事件就可能导致一场全面危机。

    互联网是机遇！

     其实不一定。但是，在这一个时代，可以为下一次技术革命奠定强大物质基础的产业，现在，除了IT，还有什么？

     七大科技产业——IT、生物、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海洋、地球……在每一个人的面前都有不同的含义。唯一相同的，它们都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幸福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贴近自己理想和兴趣的，做一生的伴侣。但是，对于我，显然，没有太多的机会。

    我要展示的是，一个平凡的人，年轻人，通过对社会变迁和人们需要的认识，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艰难的自我改变，抓住一个个难得机遇，成长为所谓“对社会有用的人”的故事。

    当然，首要问题，是解决生存，是忠于自己，是怀抱理想，是不断前行……